悦读| 《商贸与文明》：杀鸡or取卵——历史发展的两种秩序

在我生活的苏南城市，每年有三个放烟花的日子，春节、初五和元宵节。春节和元宵节燃放烟花，我能理解。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初五的早晨突然鞭炮大作，把我从梦中惊醒，然后就是十分纳闷，春节都过了，这一天为什么要单独庆祝，这一天究竟是什么日子？后来生活的久了，才知道这一天是迎财神。而自小生活在苏北的我，从不知道还有迎财神这一说。

考察财神的出现，我们会发现财神很年轻，并不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。在汉代没有财神，但是有摇钱树，从出土的文物看，以四川盆地居多。那么财神的出现则要到宋代，赵公明应该是第一个财神。而与财富相关的聚宝盆则出现在明代。

为什么摇钱树出现在四川盆地呢？因为那里的经济发达，钱财这种东西显然与经济交换有关。同样道理，宋代财神的出现，也说明商人群体这个时候已经壮大，他们需要自己的信仰和精神寄托。为什么南方对财神这么重视呢？因为南方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。财神成为商人们在商海中，克服不确定和风险的精神依靠。

然而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东南沿海地区对财神如此隆重，而北方大部分地区却如此冷漠，好像财神根本不存在一般，全年没有财神的节日。这其中隐含的是我们历史中的两种秩序。

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杀鸡取卵。这其中是两件事，一个是杀鸡，一个是取卵。前者意味着财富的捷径，那就是通过暴力的方式，直接省去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，而获得鸡肉。但是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。而后一种方式呢，通过喂食母鸡，而获得可持续的财富。当然这里要付出时间和风险成本，因为可能在你喂养的过程中鸡会染病死掉或者丢失。

看《商贸与文明》谈到，中国的古代历史和西方类似的是，也一直存在两种秩序的斗争，一种是暴力秩序，这一秩序以暴力的方式征服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。这是获取财富的最佳捷径，但是这意味着他在征服之后，要付出更大的成本防止其它暴力。正是这种暴力的方式，让这块土地上的人生活在生存线上，既无法富裕，也不会饿死。因为只要你有多余的财富，马上暴力征服者就会掠夺，强大的税负经过暴力征服者的精确计算之后，把农民的多余财产掠夺殆尽，他土地所产只能供养自己的生存。

而一旦暴力精英无法维持这个度，让天平稍微倾斜，那么这些被征服的土地之后就会掀起新的暴力，把旧的暴力替代，从而产生新一轮的循环。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历史改朝换代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一直循环的原因所在。暴力之下，谁会积累财富和文化呢！因此在暴力秩序中，土地成为最贵的财富，因为土地可以生产。而对于土地上的被征服者来说，土地也是最重要的财富，因为土地同样可以生产生存物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土地，重土难迁，浓浓的乡愁，因为我们是被束缚在土地上，除了土地我们根本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。

另一个秩序就是商贸秩序。商贸带来的是商品交换。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每年初五隆重的迎财神活动中，可以体现出来。商贸经济的经济交换与暴力的不同在于，商贸秩序之下是可持续发展的，而且还是增值的。财富的不断增值，才是商贸秩序的根本。因为商品的交换，是不会固定在土地上的。这个地方土地的出品，或者手工业产品，我可以运到别的缺乏这种东西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产生溢价，从而带来财富的增加。若果一个地方不行，我还可以运到别的地方，因此商贸经济交换的灵活性，改变了农耕的单一思维和单一生活方式。

而商贸经济的发展相较于暴力秩序之下的土地来说，对未来更加乐观。这就是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，看到的那种商贸秩序之下的冒险精神。商品在交换运输的过程中，当然存在风险，可能翻船，可能坏掉，可能亏本等等，而商业活动的收益恰可以抵消风险的潜在损失。

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另一个不同在于，商贸秩序强调交易的公平，这种秩序之下的文明相对温和，相对讲究规则，而暴力秩序则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能动手的为什么要动嘴呢。

然而只有商贸秩序也不能成行。因为商贸秩序的维持需要暴力作为后盾。在商贸交易中，谁来维持公平的准则，谁来维持公平交易的秩序，显然这需要一个暴力秩序。但是这个暴力秩序又不能不讲规则，一味掠夺，那么商贸秩序也无法存在。而暴力秩序呢，同样需要商贸来为自己积聚财富。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，应该是两者的合作，当然是把暴力关在秩序的笼子里。

而在我们的历史上，两者却很难有合作的空间和意识。因为商人的流动性和财富集聚性，让暴力精英总是心存忌惮。正如赵匡胤所言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贪睡。因此，在中国的历史上成功的商人往往是红顶商人，他们经商的权力和空间完全是暴力机关所赐予的，他们的商贸经济秩序依然是暴力的特权秩序。这些红顶商人的结局往往被暴力精英杀鸡取卵。

在暴力秩序之下，自然排斥商贸群体，我们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就已经说明这一切。但是商贸的利润仍然让人去冒险，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王国，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大概是明代的海盗汪直的故事了。

商贸秩序和暴力秩序，也许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有趣又有说服力的工具，当然，精彩的故事还是要读张笑宇的《商贸与文明》。